1978年冬,河内的政治气氛骤然紧张,越南宣传系统开始频繁谈论“民族历史”和“领土完整”。一些报刊与政治宣传中,出现了把中国广西、广东部分地区纳入越南历史范围的说法。消息传到北京后,外交人员曾提出质疑:“这究竟是历史研究,还是现实主张?”问题的尖锐之处,就在于它并非普通的学术争论。 两广与越南北部确实有长期交往,但交往不等于领土归属。越南方面在七十年代重新包装古代地名,将南越国、交趾郡以及后来的越南国家混为一谈,试图从历史概念中寻找现实边界的依据。这种做法,既有政治目的,也反映出中越两国对历史关系存在根本不同的理解。 公元前203年,赵佗建立南越国,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广东、广西以及越南北部部分地区。南越国的政治中心在番禺,也就是今天的广州一带。公元前111年,汉武帝平定南越,设置南海、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等郡。此后,越南北部长期处在中原王朝的郡县或羁縻管理之下。 但这段历史不能简单说成“越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”,也不能倒过来解释为“两广原本属于越南”。当时的南越国不是现代民族国家,交趾也不是后来越南国家的完整前身。把两千多年前的政区名称直接套进现代国界,本身就不严谨。 有意思的是,越南独立意识的形成,恰恰是在长期接触中逐步完成的。十世纪,吴权在白藤江击败南汉军队,越南北部摆脱了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。此后,越南建立自己的王朝和官僚体系,同时继续使用汉字、儒学和科举制度。文化相近,政治却逐渐分离。 这种关系在古代并不简单。越南王朝通常承认中原王朝的宗主地位,向宋、元、明、清遣使纳贡;但在本国境内,越南君主又以“皇帝”自居,实行独立统治。中国方面更看重册封秩序,越南方面则把朝贡视为外交安排。名义相近,实际认知并不相同。 明成祖朱棣时期,胡氏政权取代陈朝,陈朝遗臣请求明朝出兵。1407年,明军进入越南北部,随后设立交阯布政使司,试图恢复直接统治。越南地方反抗持续不断,黎利起兵后,明军于1427年撤出。对明朝而言,这是平定属地内乱;对越南人而言,却是一次外来占领。 到了十九世纪,法国逐步侵入越南。清政府不愿完全放弃传统宗藩秩序,1884年至1885年间,中法之间爆发战争。清军在镇南关等地取得局部胜利,但清政府最终仍通过条约承认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位。越南士人由此形成了复杂情绪:一方面反对法国统治,另一方面也对清朝未能保护越南感到失望。 法国殖民时期,国语字逐渐取代汉字和喃字,传统文献的阅读门槛随之升高。许多普通民众无法直接接触旧史,历史解释便更多掌握在近代政治宣传者手中。古代南越、交趾、安南等名词被重新排列组合,便可能被塑造成服务于现代民族主义的材料。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,胡志明仍重视同中国革命力量的关系。抗法战争期间,中国曾向越南提供军事和物资援助。1954年奠边府战役后,法国退出印度支那,越南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。可是,越南统一后,国内政治路线逐渐向苏联靠拢,中越关系也从合作转向摩擦。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,越南完成南北统一。此时的越南军政力量扩张迅速,河内认为自己在印度支那拥有特殊地位,并加强了对老挝、柬埔寨的控制。与此同时,中苏关系紧张,越南与苏联签订友好合作条约,地区力量对比出现变化。 从1977年起,中越边境冲突不断升级。越南军队在广西、云南边境一带制造摩擦,双方居民和边防部队均受到影响。越南国内的宣传开始强调“历史领土”,个别舆论甚至把两广部分地区说成越南民族曾经的空间。需要说明的是,这类说法并不等于一份正式、清晰的国家边界文件,更多是当时民族主义宣传中的极端表达。 中国方面没有接受这种历史叙事。两广地区自秦汉以来便长期纳入中国历代王朝的行政体系,广州、桂林、梧州等地的建置沿革和文献记载相对完整。越南北部虽曾与岭南存在紧密联系,却不能据此推导出广西、广东属于越南。 1979年2月17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南北部展开边境作战,作战地域主要集中在广西、云南方向。3月5日,中国政府宣布开始撤军。此后,边境冲突仍延续多年,直到1980年代末局势才逐步缓和。所谓“两广归越”的说法,也随着军事压力和外交现实而迅速失去实际影响。 这场争论的根源,不只是几句宣传口号,而是古代宗藩秩序、近代殖民创伤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彼此碰撞的结果。把南越国当成现代越南的完整祖先,或把交趾历史直接延伸到两广,都绕开了地理、行政和政治事实。历史可以被不同群体解释,却不能任意替换基本的时空边界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