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征开始，留守中央苏区的十二位领导，大半没能看到新中国

很多人讲长征，目光大多放在那八万多踏上远征的红军主力身上，很少有人留意，在主力部队向西突围的同时，还有一批高级干部被留在已经危在旦夕的中央苏区。这份留守名单背后，夹杂着战争局势的无奈，也掺杂着当时党内复杂的人事纠葛，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坚守根据地，掩护大部队转移，谁都清楚，留下来，就等于把自己扔进了九死一生的险境。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，根据地不断被国民党军队蚕食，最高三人团着手安排长征的各项筹备，谁随军转移，谁留守苏区，属于严格保密的核心机密，普通干部事前完全不知情，高级干部的去留，主要由博古、李德、周恩来主导决定。当时中央成立苏区中央分局，最初确定项英、陈毅、贺昌、瞿秋白、陈潭秋五人为分局核心委员，后续又增补邓子恢、张鼎丞、谭震林、毛泽覃、梁柏台、汪金祥、李才莲，一共十二位领导，构成留守苏区最高领导班子，指挥留下来的红二十四师以及一万六千多地方武装，还有大量无法随军转移的伤病员，继续在根据地开展斗争。 网络上流传这十二个人都是毛主席的人，这个说法并不严谨。十二人当中，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弟弟，长期在江西根据地从事地方工作，坚定支持农村根据地发展的路线；邓子恢、张鼎丞、谭震林长期在闽西苏区，和毛泽东有长期共事经历，认同根据地建设的实践经验。但是像瞿秋白，曾经主持中央工作，项英是工人运动出身的老革命家，贺昌长期从事共青团和军队政工工作，他们并不属于所谓毛派这一范畴。之所以大量曾经在实际工作中支持根据地路线的干部被留下，一方面是斗争工作确实需要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坚守，另一方面，当时左倾领导对部分持不同意见的干部，确实存在不愿意带上长征的倾向，借留守的安排，把他们放在险恶的环境当中。还有陈毅，是因为在前线作战腿部重伤，伤口严重，根本经不起长途的行军跋涉，客观条件上不适合跟随大部队出发，周恩来专门到病房和他谈话，传达留守的任命，陈毅没有推脱，接受了这个几乎看不到出路的任务。甚至毛泽东本人，最开始也被划入留守名单，是周恩来、朱德反复争取，才得以跟随主力踏上长征路，刘伯承也曾险些被留在苏区。 大部队从于都渡河离开之后，蒋介石迅速调集几十万大军，对中央苏区展开疯狂清剿，国民党部队进入苏区之后烧杀抢掠，原本生机勃勃的红色根据地，很快变得满目疮痍。留守部队一开始还按照指令打阵地防御战，试图守住原有县城，但是敌我兵力差距太过悬殊，仅仅几个月时间，苏区大部分城镇全部失守，留守的武装力量损失惨重。1935年2月，收到来自长征路上中央的电报指示，中央分局放弃死守，下令部队分成多路分散突围，转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十二位留守领导的命运，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。 贺昌作为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，指挥部队突围，在江西会昌的山地遭遇敌人伏击，激战之中身受重伤，不愿意被俘受辱，举枪自尽牺牲，那时候他才二十九岁。毛泽覃一直在赣西南山区辗转作战，1935年4月，在瑞金红林地区遭到敌人突袭，战斗过程中中弹牺牲，他也是十二人当中最早牺牲的成员之一。梁柏台原本负责苏维埃政府司法工作，突围之后在江西信丰一带和敌人周旋，之后不幸被俘，遭受杀害。李才莲当时担任少共中央分局书记，带领队伍在闽赣边界活动，被自己身边的警卫员叛变枪击，当场牺牲。瞿秋白突围的时候身患严重肺病，身体极度虚弱，转移途中在福建长汀被俘，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没有屈服，1935年6月英勇就义。陈潭秋奉命去往闽西开展游击斗争，之后奉命离开福建，辗转前往新疆工作，原本躲过了苏区的劫难，却在1943年被盛世才逮捕，关押数年之后遭到杀害，没能等到全国解放的那一天。 项英作为中央分局书记，在部队打散之后，和陈毅两个人带着少数战士躲进赣粤边梅岭的深山老林。南方山区多雨潮湿，没有固定住所，常年住在山洞茅草棚里，缺衣少食，敌人还不停搜山悬赏，数次距离被捕只有一步之遥，陈毅甚至写下过梅岭三章，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。熬过三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，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后，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，项英出任新四军副军长，可惜在1941年皖南事变当中，突围过程被叛徒杀害，同样没能见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刻。 十二位留守领导里面，真正一路坚持斗争，最后迎来新中国成立的一共五个人。陈毅，熬过梅岭的生死险境，领导南方各支游击队改编，后来投身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一直到建国。邓子恢突围抵达闽西，和张鼎丞、谭震林会合，共同坚持闽西游击战争，抗战、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华东从事根据地、土地相关工作，建国之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。张鼎丞扎根闽西，在敌人反复清剿之下保存游击火种，新中国成立之后主持福建地方建设。谭震林，同样坚持闽西游击战，之后投入新四军队伍，历经多场大战，建国之后负责地方党政工作。汪金祥，突围之后历经重重磨难活了下来，后续奔赴东北参与解放工作，新中国成立之后从事公安系统工作。 十二个临危受命留下来的领导人，七个没能看到新中国的曙光。很多人只记住长征路上雪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