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南邵阳案：若办案可以“创收”，那警察和税务局还有什么区别？

菜刀可以杀人。 但你不能因为有人杀过人，就宣布所有菜刀都是凶器。 汽车可以撞死人。 但不能因此规定每一个汽车修理工都要先证明自己不是交通肇事犯。 图片 当掌握强制力的人，同时开始关心钱的时候，谁来监督这只手？ 最好的司法监督，从来不是新闻出来以后迅速开会。而是在事情还没有变成新闻之前，就有人敢说： “不行，这一步不能这么办。” 作者 | 杨雄 出品 | 有戏Review 据微信自媒体《法与情》报道，上海一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郑帅2024年被湖南邵阳县警方从上海带走，案件涉及其公司开发的一款具有VPN功能的软件。 报道披露的监控视频显示，办案人员曾以不予起诉、取保候审等条件要求其筹集巨额资金，最终涉及金额达到1亿元。此后，相关视频曝光，两名公安局领导被免职，多名涉事人员受到追责。 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在“人被免职”这里结束。 截至报道刊发时，郑帅已被羁押近千天，案件仍未有最终判决。邵阳县检察院还曾两次就超期羁押问题向法院发出《纠正违法通知书》。 一个案件因此出现了三个非常刺眼的数字： 1亿元，近千天，两次纠正违法通知。 这三个数字放在一起，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的故事，而是一堂关于权力边界的公开课。 而且，这堂课的教材并不难懂。 （关联报道详见网易号“法治边角料”） 1、 钱进入了执法现场 先说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那句话。 据报道，办案人员在谈话中提到，“县里确实财政困难”，并表示有了这笔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 如果相关视频和报道最终经查证属实，那么这句话的问题甚至不在于它有多难听，而在于它把两个本来应该严格分开的东西，放到了同一张桌子上： 刑事司法和地方财政。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组合。 公安机关办案，本来应该回答的是：有没有犯罪？谁实施了犯罪？证据在哪里？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？ 财政部门回答的是：今年收入多少？支出多少？预算怎么平衡？ 前者寻找的是犯罪事实，后者寻找的是财政平衡。 一个负责法律，一个负责账本。 如果办案过程中开始出现“这个案子能收多少钱”的思维，那么性质就变了。 这时候，被调查的人就不再只是一个涉嫌犯罪的人，而可能悄悄变成一张财政报表上的“潜在收入”。 那就麻烦了。 因为刑法的逻辑是“有罪证据在哪里”，而生意的逻辑是“这单能赚多少”。 二者一旦混在一起，最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： 先看人值多少钱，再决定罪有多重。 这也是为什么“趋利性执法”比一般意义上的粗暴执法更加危险。 粗暴执法至少还是把自己包装成“打击犯罪”。 趋利执法则可能进一步把“打击犯罪”变成一种收益模式。 而法律最怕的，就是执法者发现： 原来抓人也是一种生意。 2、 自由不能明码标价 当然，必须把一个基本事实说清楚： 不能因为一名警察违法，就把整个公安机关描述成一个利益集团；也不能因为某个案件存在严重争议，就提前替法院下无罪或者有罪结论。 这是法律讨论的最低门槛。 但同样不能因为案件尚未判决，就假装所有问题不存在。 尤其是当争议本身已经涉及办案机关的行为是否合法时，更应该把程序问题放到桌面上。 我国现行司法规则对“专门用于侵入、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、工具”其实已经有明确标准。最高法、最高检相关司法解释要求，这类工具具有突破安全保护措施、未经授权获取数据或者控制系统等特征。 最高法2024年发布的入库参考案例也再次强调：判断一个软件是不是这类“专门工具”，不能看它有没有被人拿来干坏事，而要看软件本身是否具有突破安全措施、未经授权获取受限数据等功能。一个具有正常合法用途的“中性工具”，不能因为有人滥用，就自动变成犯罪工具。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。 菜刀可以杀人。 但你不能因为有人杀过人，就宣布所有菜刀都是凶器。 汽车可以撞死人。 但不能因此规定每一个汽车修理工都要先证明自己不是交通肇事犯。 VPN、爬虫、加密技术以及各种网络工具，同样如此。 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技术工具，而技术工具天然具有“双重用途”。 真正现代化的司法，不是看见技术就害怕，更不是看见一个工具被滥用就顺手给它贴上“犯罪工具”的标签。 而是要问： 它究竟具有什么功能？使用者究竟做了什么？有没有突破具体的安全措施？有没有未经授权获取具体数据？主观故意是什么？证据在哪里？ 法律最重要的能力，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说成犯罪。 而是知道什么情况下，不能把一个行为说成犯罪。 3、 谁有权把人带走 比“1亿元”更值得警惕的，其实是“1亿元如何进入这个案件”。 据报道，办案人员曾提出交钱换取不起诉、取保候审等条件，并反复要求筹款。 如果这些情况最终被调查认定属实，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非常荒诞的司法逻辑： 法律责任明明应该由证据决定，却似乎被金钱开始参与定价。 不交钱，可能面临更重罪名； 交了钱，可以争取不起诉； 再交一点，可以争取取保； 再不交，就“往重了办”。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“执法尺度问题”。 因为法律一